开图转载|是谁建立了中国最早最著名图书馆？

是谁建立了中国最早最著名图书馆，结果很难让人相信

很多人认为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是浙江的古越藏书楼，也有人说是江南图书馆。或者说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应该是位于湖北省武昌的昙华林，叫做文化公书林。这些都站不住脚。中国真正的最早最著名现代意义的图书馆，是北京北堂图书馆，中国古代藏书楼与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大相径庭。

西什库天主教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康熙四十二年。由于两位天主教教士洪若、刘应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疾病，因而获赐皇城西安门内蚕池口一代的一块地皮，得以建筑教堂，这所教堂便是今天西什库教堂的前身，名为救世堂。堂前左右两侧各有一座碑亭，为黄顶琉璃瓦重檐歇山顶设计，庭内安放乾隆皇帝手书御碑两统，碑亭内侧则是四尊中式的石狮子，还有一对石供。除了主体建筑，西什库教堂还有面积很大的附属建筑群，包括图书馆 。

由于教堂所在地蚕池口临近皇家禁地，站在北堂建筑顶层，皇家新建的西苑宫苑一览无余。高大的教堂钟楼引起了慈禧太后的不悦，慈禧只好交由李鸿章作为一个外交事件来处理。最后教堂迁往西什库 ，重建的北堂还恢复了原来的“图书馆”。原属北堂的部分藏书，加之俄国东正教归还的南堂藏书，建立起新的北堂书库。

中国是一个数国，即使是看不懂的西书，知识界也高看一眼。《北堂书目》就是应北京知识阶层的请求，于1939年启动的。此工程经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等人介绍，得到美国洛氏基金的支持，辅仁大学则负责编辑。1944年出版了北堂藏书的第一部书目，即法文部分书目；1948年又出版了第二部和第三部拉丁文书目和其他各国文书目。1949年《北堂书目》交由教会出版社正式出版。

西什库教堂藏书是20世纪之前欧洲思想宝库的集萃，它承担着研究欧洲宗教史、法律史、科学技术史、哲学、历史、文学以及欧洲印刷史、中西文化交流，特别是西学东渐的重要史料的支撑作用。

利玛窦1582年来华，翻开了西学东来划时代的一页。似有冥冥中的承继关系，利玛窦在北京病逝的这一年(1610年)，又一位传教士在澳门登陆，他就是比利时的金尼阁。五年后，他在回国的船上用拉丁文翻译了利玛窦以意大利文写成的回忆录《基督教远征中国史》。1615年他以《利玛窦中国札记》之名出版了这本书，此书的出版引起了欧洲传教士到中国传教的热潮。

1618年的春天，金尼阁率领二十余名新招募的传教士再次踏上来华旅途。海路遥遥，有七名传教士病死在路上，其中包括金尼阁的弟弟。同船来华的有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傅泛际等学养深厚的传教士，他们都成了在中国传播西学的主力。

金尼阁二次来华负有一个重要使命，他与同伴邓玉函从欧洲各地挑选了各个领域的经典著作，加上教皇所赠的500册书，共有7000册书装船运往中国--如此规模，在当时的欧洲也算是大型图书馆。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金尼阁携书抵达中国澳门，这批西书分批运进大陆，并辗转被带到北京，但后来也只有部分运到耶稣会图书馆。

金尼阁第二次来华时带来大量外文书籍。这不仅因为他个人热爱书籍，遵循利玛窦开创的学手术传教之路，而且因为金尼阁在返回西欧前接受了在华传教会让其在欧洲广泛募集图书，从而在北京等地建立教会图书馆的任务。

这些书都是精装本，无一重复，囊括欧洲古典名著和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的神学、哲学、科学、文学艺手术等方面的最新成就。为了募集新书和仪器，金尼阁漫游意大利、法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终于收集了精装图书７０００余部。

金氏本人估计所收书籍和仪器在离欧时价值１万金币。为此，金尼阁拟定了一个庞大的翻译计划，联络了艾儒略、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王徵、李天经等中外人士共同翻译出版这些书籍。向达先生称这一举动：“比之玄奘求经西竺，盖不多让”。后来，李之藻和王徵等人零星翻译了其中一些著作，大部分书籍蒙上尘埃，默默地流失。

“北堂遗书”名声极大，但绝大部分来自南堂所藏，大约1300种；此外，还有镇江、济南、杭州、南京、上海、正定、武昌、开封等住堂的藏书，和几位主教的私人藏书近千种，加上来源不详的图书2000余种，共4101种5133册以及金尼阁的“七千遗书”。

如果不做统计，人们很容易认为传教士带来的书都是宗教书。其实不然，《北堂书目》中的宗教类图书，仅占所藏的三分之一。北堂藏书的三分之二，是自然与社会科学类。计有历史、自然史、哲学、文学、几何学及水文学、数学、天文学及日晷测时学、物理学及化学、机械学及工艺学、医药学、语言学、传记、杂类等，共3000余种。

在1958年的“献堂献庙”运动中，教堂收藏的教会藏书，包括中、日、梵、德、英、法、荷、意、西班牙、波兰、希腊、拉丁、希伯来、佛兰芒、叙利亚、马来、大宛、藏、满、蒙等语种的“摇篮本”，以及早期印刷图书和一批稀见文献被运出。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创建了一批新式图书馆，其阅览规则，图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技术，图书在民众中的流通状况和藏书利用程度，与当时大清帝国的古代藏书楼状况形成强烈的反差，对于开启民智起了巨大作用。